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很久以前学界就在讨论软预算约束、国企民企关系、结构性扭曲，以及基建融资要通过银行融资还是债券融资等问题。这个话题已持续了几十年，而且是和一些中国特色的许多问题捆绑在一起。
站在当下时点，化解上述问题迎来了良好的时机。客观上讲，2020年我国是唯一一个在疫情中实现了经济正增长的主要国家。从现在人们对“灯塔国”的观念转变和人民币升值等事件可看出，中国在抗疫进程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中国人在疫情之后变得更有自信。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处在明显上行期，全球需求很大程度上也要靠中国供给。
对这些“古老”的问题，解决的关键还是需要改革的魄力：一是要正本清源，二是要借助市场的力量。
我国欠债最多的是非金融企业。为什么企业欠债多，政府的债务率同其他国家相比反而较低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非金融企业大量对标的是具有一定准政府融资功能的城投企业。我国的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在全世界较高，我国政府的债务率在全世界相对较低，但如果把城投债都放在政府头上，政府的债务率会明显攀升。
首先，债务要正本清源。如果投资的标的本身就是公共产品，就不能过度依赖于市场化的融资方式。中国的基础设施在全世界都具备优势，快递业在疫情期间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城投企业欠下如此多债务。既然是公共产品，政府很多的公共行为和准公共行为就要回归它的本质。所以，这方面可以进行大量的债券置换处理，也可以进行一些永续债的设计等。
另一方面，市场力量的参与非常关键。例如，我国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过去都是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客观上讲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是比较成功的。部分海外投资者也对中国的不良资产，包括一些城投债务很感兴趣。如何引进包括ABS、债务置换等市场化的机制，吸引海外投资者进入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点，防范信用风险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国企和民企融资成本的相对一致，这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一直困扰我国的问题，期待着未来更加深层次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