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和1941年是抗战时期延安最为困难的两年。日伪猖狂进攻、掠夺，国民政府停发经费、封锁经济，延安几乎陷入没有衣穿、没有油吃、冬天没有被盖的困境。了解一些抗战史、知道一些党史的同志，常常将延安时期解决经济困难归因于大生产运动，如南泥湾开荒。这并没有反映历史全貌。大生产运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新型的屯田，其主体是延安的军政系统。一定程度上说，延安时期的屯田，解决的主要是屯田官兵自身的供给问题，至于屯田产出略有富余，只起调节作用，减轻了边区人民一些负担，但对解决边区财政困难起基础性作用的，仍然是农、盐、工、畜、商等私人经济。比如，作为私人经济的小农经济，提供了绝对多数的公粮。1941年，边区原定征粮20万担(1担为300斤)，人均1斗4升，负担过重，出现了“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的抱怨。中共中央即时指示调整政策，即便如此，边区政府也只能减征公粮4万担，由20万担减为16万担。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解决财政经济问题，战胜边区困难，要发展经济，平衡边区经济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并觉得此点带有规律性或决定性。在这里，毛泽东将私人经济前加上“主要的”，可见对其作用的充分重视，因而对公营经济与民争利现象相当注意，提醒边区政府加以纠正。当时谢觉哉任边区政府秘书长。1941年8月6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写道，“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绝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
延安时期毛泽东纠正公营业与民争利问题，是对边区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认识而做出的实事求是的决策，有利于解放和激活生产力，挖掘生产潜力，有利于边区渡过困难。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积累的发展私人经济的经验，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得到了充分总结，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