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将迎来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高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18日在媒体通气会上表示，要以信用记录为基础，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反映个人诚信情况，信用记录要准和全。
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听着很“大”，实则关系我们生活的每个细小方面。通气会上特别提到，“要加快建立房地产中介、导游等14类重点职业人员信用记录，建立信用档案，实现及时动态更新。”14类职业人员包括律师、教师、医师、执业药师、会计审计人员、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金融从业人员、导游等。
这14类职业人员，并不是随便“圈”出来的。从律师、教师、医师，到房屋经纪人、导游，这些职业最鲜明的特点，在于“和人打交道”，他们提供的服务，不仅关涉服务对象的切身利益，而且质量难以客观评价、效果无法用数字衡量。这就为许多从业者创造了“违背良心”的空间，从拿回扣开药的医生，到“不购物就不能走”的黑导游，再到“卷了押金就消失”的黑中介……经常令我们受伤的“他们”，往往就集中在这些反而最需要“信任”的行业。
“信任”首先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助推器。西方经济学家曾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用以描述市场交易中除了商品生产、运输、储存所要耗费的成本之外，所有的其他费用。其中最突出的一块，就是人与人之间由于缺乏信任而彼此试探、互相“算计”的成本。因此，借助制度设计，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对于降低这部分成本尤为关键。比如我们最经常使用的淘宝网，正是借助支付宝实现了信用信息的“对称”，才得以让我们安心交易，不用担心被无良商家所骗。
同时，“信任”也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并不仅仅体现在市场交易当中。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实现信息的充分交换，互相知根知底，也就少了“猜忌”、多了“透明”。在公益慈善、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管理等领域就能体验到更多的顺畅，避免不必要的梗阻。2017年，罗尔事件曾引发社会信任危机，这更启发我们在互联网慈善的浪潮中，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正亟待建立。
然而信用体系的建设，仅仅通过加强记录、完善信用档案还不足够。如果不能对那些“失信者”施加惩罚、严肃后果，“信任社会”的理想就只能停留在空想。无论是这次通气会上提出的“信用黑红名单制度”，还是近些年对“老赖”的高压政策，都是我国失信惩戒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构建起“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社会心态，更营造出“人人守信用，事事诚为先”的社会氛围。
可以说，由于互联网、智能设备、大数据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用信息的获取、保存和处理在技术层面完成了一次飞跃，个人信用体系等制度建设也借此插上翅膀、驶入快车道。然而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信用”的背后是“信任”，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美德之一，如何用技术和制度酿出的红利，反过来塑造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品质，进而造福整个社会，也许是值得更进一步思考的本质问题。
